上个世纪七十后代,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,其中包括《诗经》残文170余片。经整理,发现简文与传世《毛诗》有近百字异文,而且与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亦各不同,专家估计应是流传于楚地的另一种本子。
毛诗:彼茁者蓬,壹发五豵。于嗟乎驺虞!
阜简:□□□□,□□□豵。于嗟驺虞。
毛诗: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
阜简:非报之也,柄以为好。
上例传本“于嗟”后有“乎”,而简本没有。《礼记·射义》:“驺虞者,乐官备也。”郑注:“‘于嗟驺虞’,叹仁人也。”《仪礼·乡射礼》郑注:“其诗有‘一发五豝、五豵,于嗟驺虞’之言,乐得贤者众多,叹思至仁之士以充其官。”郑玄这里两次引用《诗经》原文,皆同简文作“于嗟驺虞”,并没有“乎”字。这说明传本毛诗中的“乎”为后人添加。
有研究者认为“乎”为“衍字”,此说亦不妥。所谓“衍字”是抄写或刻印过程中误加的无用字,但此处“乎”字显然系故意添加,而且在“于嗟”可稍停顿以示感叹之意。毛诗流传了两千余年,古代文人并没有感到此处“乎”是多余的。所以毛诗和简本谈不上谁对谁错,其他经典也都存在大量虚词异文,无所谓衍讹对错。下例毛诗两句皆有“也”,简本只第一句有“也”,且多一“之”字。相对较而言,简本为四言,头句加“之”后句去“也”都是为了凑成四字。
毛诗:摽有梅,其实七兮。……其实三兮。
阜简:□□□,其实七也。……其实三也。
毛诗:日居月诸,东方自出。父兮母兮,畜我不卒。胡能有定?
阜简:□□□□,□□自出。父旖母旖,畜我不萃。胡能有□?
毛诗:缁衣之宜兮,敝予又改为兮。
阜简:□□之□旑,敝予□□□□
第一例毛诗的两个“兮”,简本都作“也”。按照传统上的理解,“兮”与“也”表示的语气能用法完全不同,但古人并不拘泥,在“辞”的运用上相当随意。郑笺对此句的解释是“兴者,梅实尚余七未落,喻始衰也”,原意是指树上的梅子尚有七成未落,并无抒情意味,故用“也”作为足句之“辞”未尝不可,不得强分优劣也。二三两例毛诗中的“兮”,简本皆作“旑”。除这两例,凡毛诗中“兮”字,简本皆作“旑”或“旖”。对“旑”的读音,古今研究者颇有争论,《说文》《广韵》均注“於离切”,即今“旖旎”之读音,清代也有人认为应读“阿”音。
汉简
事实上,仅从读音的角度难以解释文言语气词的互换问题。如上例“兮”简本换成“也”,但并不说明“兮”与“也”读音相同或相似。作为口语中并不存在的书面语符号,它存在的价值只在于形体而非读音,它兼具的语气功能及断句功能,是由其形体表现的,而不是由读音表现的。此理还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得以证实:
毛诗:北风其凉,雨雪其雾。惠而好我,携手同行。
阜简:□□□□,雨雪其兵。惠然好我,□□□□
毛诗的“惠而”在简本中变为“惠然”。清人王先谦说:“古然、而同字,‘惠而好我’犹言惠然好我,与《终风》‘惠然肯来’句例同。”后人皆以为王先谦有先见之明,因简本恰作“惠然”。
此说看似有理,实则并不可信。《说文》释“然”:“烧也。如延切。”释“而”:“颊毛也。象毛之形。如之切。”声既不同,义亦有别,不可能是“同字”。如果“然”“而”本为同字或同音,那么“然而”作为早就存在的双音节词,在先秦经典中大量存在,仅《墨子》就用了31处,《孟子》用了16处;再如《论语》“吾友张也为难能也,然而未仁”,《左传》“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”,《管子》“然而典品无治也”等。难道使用频率如此之高的“然而”,竟然是用同一字的两种不同写法组合而成的? 若是同音,则“然而”又成了重音词,这是可能的吗?既是同一个字,何以不见有人写成“然然”或“而而”呢? 清人重音韵,这在实词假借的识别上确实很有用,但用在非口语的“辞”上,则牵强附会者多。
事实上,王先谦正是看到古籍中很多“然”“而”互换的语例,才总结同“然”“而”同字或同音的错误结论。问题还在于,“然”“而”分别与其他语气词互换的例证也很多,比如“而”又分别与“与”“亦”“且”“将”“既”“已”“尚”等互通,“然”又与“何”“乃”“如”“此”“言”等互通,难道与这些词也都是同字或同音的关系吗? 清人互文说用在虚字的考证上,是完全不可信的。再如下例:
毛诗: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
阜简:□□□□,□我乎城□。
毛诗中的“于”,简本变成“乎”,“于”“乎”互用的例子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多不胜数,我们同样不能说这两个字是同字或同音,因为“于”“乎”还分别与大量其他虚词互通。
定县汉简
让我们再来看《论语》中的虚词异文。定州简本《论语》与现在流行的阮本以及皇本、高丽本等存在大量异文,仅语气词就有近百处。根据研究者的统计,其中简本与今本都没有语气词的9处,其他几个版本都有。简本与今本语气词完全相同的有21处,其他几个版本则相异,或无或不同。简本与今本语气完全不同的则多达96处。其中尤可怪者,定简本《论语》有32句不带语气词,而阮本都带;定简本有42句带语气词,阮本却没有;而这两个版本中都不带的,其他版本有的却带。先举几个今本有语气词而简本没有的例子:
阮本: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。不敬,何以别乎?
简本:至於犬马,皆能有养。不敬,何以别?
阮本:君子于天下也,无適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
简本:君子于天下,无谪也,无莫也,义之与比。
阮本: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矣。
简本:困而不学,民也为下。
阮本:修废官,四方之政行焉。
简本:修废官,四方之正行。
阮本:使骄且吝,其余不足观也已。
简本:使骄且邻,其余无可观。
上述诸例包括“乎”“也”“矣”“焉”“也已”,像这样今本有语气词而简本没有的共32处。最后一例“观”下简本没有语气词,阮本却“也已”连用,而皇本、高丽本则是“也已矣”三词连用。像这种所谓“语气词连用”现象,后人添加的痕迹极其明显。再举几个简本有语气词而今本没有的例子:
阮本:是亦为政,奚其为为政?
简本:是亦为正,奚其为为正也?
阮本:民之于仁也,甚于水火。
简本:民之于仁也,甚于水火矣。
阮本: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
简本:德之不修也,学之不讲也,闻义不能徙也,不善不能改也,是吾忧也。
上面四例包括“也”“已”“矣”。最后一例阮本五句只最后一句带“也”,而简本每句都带“也”,起到标点停顿的作用尤其明显。上例“民之于仁也”中的“也”也只是一个停顿符号,并无语气作用。
下面再举几个今本与简本语气词不同的例子:
阮本:夫子圣者与?
简本:夫子圣者耶?
阮本:唯赤则非邦也与?
简本:虽赤则非国耶?
阮本:赐也亦有恶乎?
简本:赐也亦有恶也?
阮本:三年学,不至于谷,不易得也。
简本:三年学,不至于谷,不易得已。
阮本: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简本: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乎。
阮本:三年之丧,期已久矣。
简本:三年之丧,其已久乎。
阮本: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。
简本: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也。
前二例是“与”和“耶”的异文,按照传统的理解,“与”“耶”所表语气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,“与”轻“耶”重,但都是表疑问语气的,所以二者混用勉强可以。第三例一“乎”一“也”,但句末都加上了问号,这就与传统理解有差异。因为毕竟“乎”多用为疑问,“也”多用为肯定,二者串用就不好理解。以下诸例“也”与“已”“焉”,“矣”与“乎”的混用同样如此。
如何解释这种混乱的现象? 只用传抄衍讹来解释很难令人信服,因为不可能80%多的语气词都抄错了,只有16%抄对了。其真正原因是,最早的《论语》像《春秋》一样,既无语气词,其他虚词也很少。后来各版本中的语气词,都是编撰《论语》的孔门弟子或后来的传人所加。不同的人因对原文的理解和对“辞”功能的理解不同,所以也就有不同加法,异文因此而产生。下面这一句表现尤其明显:
阮本:子张问:“十世可知也?”
简本:子张[问]:“十世可智与?”
一本:子张问:“十世可知乎?”(据《经典释文》)
郑本:子张问:“十世可知?”
四种版本,四个样子。如果说是流传过程中传抄致误,显然说不通。“也”“与(與)”“乎”三字的读音不同,字形又不相近,因音近或形近误抄的可能并不存在。哪一个才是孔子的原话呢? 仅就这一句而言,不带语气词的郑本是孔子原话,“也”“与(與)”“乎”显然是不同人后加的。但加“也”并非表示语气,而仅表断句,与“十世可知?”一样,其疑问语气都是通过“意合”来体现的。加“与”“乎”,就将“意合”变为“形合”,使疑问语气更为显豁。但“与”“乎”虽同为疑问符号,“与”的气息平缓,意较柔婉;“乎”声上扬,意更激扬。
再举几例出土的唐卜天寿抄本《论语》中的语气词与传世本的差异:
阮本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也。
卜抄本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。
阮本:不能以礼让为国,如礼何?
卜抄本:不能以礼让为国乎?
阮本:子曰: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是以谓之文也。”
卜抄本:子曰: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是以谓之文矣。”
阮本:唯仁者能好人。
卜抄本:唯仁者能好仁者。
根据研究者的统计,卜抄本中的语气词异文,占全部异文的80%以上。
唐卜天寿抄本《论语》
《论语》中的异文,早在汉代就已经为人所发现。据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载,郑玄注《论语》就已经指出虚词的不同。如今本“已而已而,今之从政者殆而”,郑注曰:“鲁读‘期斯已矣,今之从政者殆’。”今本“沽之哉沽之哉”,郑注:“鲁读‘沽之哉’不重。”结合上面所举定简本《论语》的异文,同样不能用传抄致误来解释,而只能是人为增删造成的。但不论增添,还是删减、替换,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识上的:即“辞”并不是孔子的口语,因此也不是《论语》的有机组成部分,所以他们认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改动,只有按照自己的改动去理解《论语》,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思想。
下面谈谈简本《论语》的“此”字。在第二章,笔者谈到先秦经典中的“辞”明显表现出了“个人化”的倾向,其中论及《论语》不用“此”字而只用“斯”字,但子思、孟子都是“斯”“此”并用。说《论语》不用“此”字,是就现在传世的版本而言,但在河北定州出土的汉简本《论语》本问世后,这一结论就被打破了。在定简《论语》中,同样是“斯”“此”并用的。如:
今本:命矣夫!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
简本:命矣夫! …… 而有斯疾也! 命也夫! 斯人也而有此疾也!
今本:逝者如斯夫! 不舍昼夜。
简本:逝者如此夫! 不舍昼夜。
今本:斯亦不足畏也已!
简本:此亦不可畏也。
今本:予告之曰:某在斯,某在斯。
简本:子告之曰:某在此,某在此。
定简本《论语》中有“此”字,不但说明王力先生“最初可能是由于方言的不同”的推论是错误的,而且进一步证明《论语》中的“斯”“此”都是后人增删替换的。传世阮本《论语》不用“此”,说明这个版本的传人不喜用“此”,偏爱用“斯”;定简本《论语》“斯”“此”并用,说明他并没有这种偏好,而且“斯疾”“此疾”交换使用,有修辞上的效果。至于孔子原话中有没有“此”“斯”,应该没有,当时鲁国口语中如果有这两个词,那么就很难理解记载鲁国几百历史的《春秋》何以要避而不用?
与“斯”“此”语法作用相同的还有一个“是”字,这几个字都属于“辞”。传世的春秋战国文献大多是“是”“此”并用。但有的使用比例相当悬殊,与口语的高度统一相矛盾。如《诗经》《谷梁传》《墨子》《庄子》“是”与“此”的使用数量大致相当;但较为悬殊者有《尚书》6∶1,《左传》3∶1,《公羊传》1∶4,《孟子》2∶1,《荀子》4∶1。
研究者发现,在出土的郭店楚简文献中,在“此”与“是”的运用上,这种“个人化”特色也有明显的反映。如在发现的18种文献中,有七篇只用“此”不用“是”:《语丛一》《语丛二》《语丛三》《缁衣》《五行》《汤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;有四篇只用“是”不用“此”:《性自命出》《语丛四》《老子乙》《老子丙》;有五篇“是”“此”并用:《尊德义》《成之闻之》《六德》《太一生水》《老子甲》;另外还有《穷达以时》《鲁穆公问子思》两篇,“是”“此”皆无。这个问题可能与“斯”“此”的不同用法是同一个问题,因为“是”与“斯”同音,其实是口语中一个词的不同写法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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